【捨我其誰，就是我們這一代】
     

我們年輕世代一方面積極走向人群，把人生的重心從「我」轉到「我們」；另一方面正視「一個人就可以改變世界」的事實，以具體行動促成正向社會變遷，並享受隨之而來的深層幸福感。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馬克‧柯柏格 

　　加拿大籍馬克‧柯柏格(Marc Kielburger)，不只是美國哈佛大學傑出校友，也是英國牛津大學的羅德學者，但放棄任何高薪的機會，以助人的熱情戰勝一切，接下和弟弟魁格‧柯柏 格(Craig Kielburger)一起創辦的「今日領袖」(Leader Today)、「解放兒童」（Free the Children）兩公益團體執行長的工作，並擔任多倫多星報專欄作家，每年為全球35萬年輕人提供在地與國際的領導力課程訓練；與弟弟魁格‧柯柏格實地 走訪孟加拉、印度、尼泊爾、巴基斯坦、巴西、奈及利亞等45個國家，親眼看到兒童受虐的事實，號召了全球上百萬青年志工參與「用教育協助兒童的新計畫」－ 在開發中國家建立超過500所學校，每天為5萬多名兒童提供教育；透過認養村莊計畫（Adopt a Village）等行動，提供醫療、用水、衛生與貧困家庭、婦女微型貸款計畫，改變百餘萬名孩童的生活，曾榮獲世界經濟論壇「未來全球領袖獎章」、加拿大 「40傑出青年獎章」最年輕得主。
　　馬克、魁格兄弟逢人就說：「捨我其誰，就是我們這一代！」，大家都是世界上有志青年，現在就開始，換個角度看世界，永續結合全球有志青年，從我到我們，活出意義、活出價值、活出希望，不愧為「今日領袖」。 
 
【用熱情、創意、行動改變現狀】
　　馬克‧柯柏格(Marc Kielburger)，男，1977年2月9日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，爸爸Fred Kielburger是高中退休老師，媽媽Theresa Kielburger是小學退休老師，太太Roxanne Joyal是律師也是「解放兒童」、「今日領袖」二個公益團體義務法律顧問，1995年4月19日加拿大多倫多報紙頭版刊登美聯社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報 導「資本家對抗童工，12歲童工領袖瑪希揭露童工的悲慘待遇，呼籲終止奴役兒童，就在獲得國際注意之際，卻被槍殺」，這則報導改變了馬克、魁格兄弟的生 命，使他們從一個中產階級的孩子變成有正義感的革命家，即時與11位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籌組「國際兒童解放組織」（Free the Children），並一起說服了父母讓他們實地走訪了孟加拉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巴西、奈及利亞等45個國家，馬克、魁格兄弟冒險犯難、明查暗訪，親眼看 到兒童受虐事實，他們發現：大人不但沒有全力愛護兒童，反而是造成童工問題的元兇，從此，馬克、魁格兄弟相信：兒童必須為自己爭取權利，勇敢為全球兩億五 千萬童工請命。從1999年迄今，15年來已有45個國家10多萬青少年響應，籌組45個「國際解放兒童組織分支機構」，第一步籌建500所希望小學－用 教育來幫助各國童工改變現狀，第二步捐助5萬所偏遠學校5千萬美金的醫療衛生用品－用醫藥來改善各國童工的健康，第三步從建立尼加拉瓜等落後國家輸水系統 －讓貧童也能飲用乾淨的水，第四步創辦「今日領袖」公益組織，每年幫助全球35萬有志青年學習知識經濟、培養領導力，全心全力投入各領域的服務工作－用熱 情、創意、行動去改變現狀。以下是馬克‧柯柏格(Marc Kielburger)的自述： 
 
【留下什麼樣的傳承】
 

我們所看見的，會永遠改變我們；一旦看見了，我們再也無法回頭。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美國文化人類學家艾琳恩(Angeles Arrien) 

　　十八歲時，我剛上大學，同時在加拿大國會下議院兼差，做跑腿小弟。我穿著夾克，打上領帶，負責為全國最有權力的領袖倒水、拿文具、轉交最高機密。這只是個瑣 碎的小工作，卻能讓國家大事順利運轉。撇開那次把一杯水倒在總理身上的意外，能夠見證歷史新頁，讓我大感興奮。我滿心期待自己的政治生涯從這裡順利起飛。
　　有一天，我替一位表情嚴肅、頭髮稀疏的紳士遞紙條，他突然問我： 「小子，你想要留下什麼樣的人生傳承？」我從來沒碰過這種問題，當下爽快回答：「先生，我打算好好讀書，且更有效率的端茶送水，有朝一日，我會成為資深的 國會聽差，我會教所有的小聽差如何拿開水和文具。」紳士覺得我的回答平淡無奇，但也並未就此作罷，他開始向我介紹一個援助泰國貧民窟的慈善組織，問我有沒 有興趣加入。我回絕說：「謝謝你，先生。」當時我對現狀很滿意。 
　　原以為這事就此打住，哪知他不放棄，後來連續幾天，天天把我叫過去，問我同樣的問題。他太有說服力了，那個學期結束後，我搭上了前往泰國曼谷的班機。 
　　那是一場大冒險。我放棄了大家眼中的「夢幻工作」－替某位國會議 員撰寫講稿，而且不得不延後大學的獎學金計劃。我把全部存款都花在機票上，然後告訴父母親，我要出發去「改變世界」。為了讓他們點頭，我允諾將來會回來把 書念完，但當他們問我，出國住宿的地方是否安全時，我只能含糊以對。 
　　我心裡認定，這是一生難得一次的濟世救人機會，現在如果不把握，以後只會更難；等到我習慣了渥太華的安逸生活，我可能再也鼓不起那種勇闖天涯的勇氣。 
　　抵達曼谷時，我被機場的大理石地板與美麗的建築給嚇了一跳。鑲金 的高樓四處聳立，我坐上計程車，從左邊望去，看見一輛寶馬，再往右邊看，是一輛賓士。我幹嘛要放棄原來的好工作，跑到泰國來援助這些有錢人？我心中充滿害 怕，一個人離鄉背井，不懂泰文，跟家人連絡也不方便。同時，我也充滿憤怒，因為我一定是被人騙了，才會丟下北美的生活，跑到一個根本不需要幫助的地方來助人。 
　　這時，計程車開進了空堤區。這個被外界遺忘的貧民窟，位於曼谷市 郊港口附近，一個與富庶市區截然不同的世界。綿延數里，佈滿了鐵皮屋、水泥牆、白鋅屋頂片、水溝與垃圾堆，這是個觀光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。這輩子第一次親 眼面對貧窮，我的心直往下沉。我開始懷疑：我真有能力應付這種環境，帶來改變嗎？我覺得自己錯了。 
 
【愛滋病的震撼】
　　住在空堤的數萬居民，每天生活費不到一美元。在這個以美食、海灘與多元文化為觀光特點的國家，卻有一個社區的居民吃不飽，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掙扎度日。 
　　我被指派在空堤的社區發展中心工作，據說那一帶被稱作「屠宰場」，整個空堤區最重要的收入來源，就是屠宰牲口，提供肉品販賣。 
沿途，我思索著曼谷居民的富裕與空堤居民的一無所有。到了社區發展中心，志工協調人親切迎接我，帶我去看我的簡陋房間。每天晚上，從夜半到黎明，房間裡都可以聽到豬隻的慘叫聲尖銳的劃破夜空。 
　　我把行李往房間一丟，馬上被帶到貧民窟一家收容所的愛滋病房。後 來我才曉得，根據泰國官方的說法，這個愛滋病房根本不存在。當時泰國政府宣稱，泰國沒有任何人得愛滋。泰國人當然會「生病」，有時也會「病得很重」，但是 沒半個人罹患愛滋。而這家收容所裡，「病得很重」的人數正在不斷增加。 
　　走進病房，兩個泰國護士迎了上來。第一位護士說：「謝天謝地，你終於來了，馬克。你是醫生，對吧？」 
　　我搖搖頭。 
　　「那麼，你是醫學系學生！」 
　　我再搖搖頭。 
　　「你一定懂醫學，對不對？」 
　　「懂一點吧，我每週都看電視影集『急診室的春天』……。」 
　　她們兩人用泰語一陣交談，第一位護士隨即說：「沒問題，你現在要惡補四小時的醫學訓練。」 
　　我提出抗議：「可是在加拿大，醫學院都要念好幾年。」 
　　她說：「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，趕快開始吧。」 
　　接下來的幾個小時，我學習清潔傷口、靜脈注射、治療褥瘡、分配藥劑。工作很累人，更讓人難受的是當地氣候悶熱，不時停電，空氣中瀰漫著惡臭。我拼命想要掩飾自己的膽怯和反胃，但還是忍不住跑進洗手間，吐了好幾次。 
　　訓練快結束時，護士突然把我拉到旁邊說：「還有兩件事要告訴你， 病房的最左邊，是我們所謂的出口區。」她指的是生命終極的出口。病入膏肓的患者都被藏在簾幕後方，嚥下最後一口氣，然後送出病房。「第二件事，我們兩人已 經連續工作三個星期，沒有休息，所以下一個輪班，就要靠你一個人打理病房了。」我驚訝的說不出話來。 
　　另外一個護士轉身離開時，拍了拍我的肩膀說：「別擔心，馬克，你就把它當成住院實習的第一堂課好了。」她們走了出去，留下心驚膽戰的我，慌張的力持鎮定。我算了算，自己要負責的愛滋病患共有二十四人。我該怎麼辦？我能做些什麼？ 
　　我搬出在加拿大國會當小弟的本領，開始餵病患喝水，有些加冰塊， 有些不加。接著，我試圖為每個人(包括我自己)加油打氣，逐一跟病患熱情擊掌。很快的，大家都笑了，有些病患被我逗笑，其他人則是衝著我嘲笑，但我不在 意。我以為，只要能讓他們保持笑容，應該就會沒事，直到不久後，出口區有個病患因為肺中積水而無法呼吸。 
　　走在病房裡，可以聽到他在用力喘息。我帶著驚恐，笨手笨腳拉開窗 簾，幫他吃下護士所說的藥，他還是沒好轉，還是呼吸困難。我淚眼模糊，跑到街上大聲求救，路人都同情得看著我，但是沒有任何人願意跟我到病房去。後來我才 知道，他們都以為一進去就會得愛滋病。我只好跑回病房去陪那個病人，他叫什麼名字，我不知道，而且永遠都不會知道，我什麼忙都幫不上，只能坐下來握住他的 手，凝視他的雙眼，看著他氣喘吁吁呼出最後一口去。一個生命就這樣流逝，當下，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痛楚，直到今天，痛苦的感受始終揮之不去。 
　　護士回來的時候，我還在哭，就算想停也停不了，因為我傷心欲絕，情緒整個崩潰。她們告訴我：「馬克，病房裡一定會有人死掉，他們就是生了病才會來這裡，我們回去工作吧。」我不可置信的瞪著她們，回去工作？難道我是毫無感情的木頭人？這不是我來這裡做志工的目的。 
　　強忍著心中痛苦，我感謝兩位護士給我的指導，然後告訴她們，我要回家了；做志工才短短一天，我就決定放棄。 
　　我打電話給父母親，讓他們幫我訂妥回國的機票。打這通電話，真的好難，因為這意味著我失敗了。我一直是個自信滿滿的青少年，總認為自己無所不能。到了這個時候，我不得不承認，自己的能力有限。一想到回家以後，所有人都會問我為什麼這麼快就回來，我尷尬到不行。 
　　但我還是等不及想要回家，我跑到自己的小房間，開始打包。這時有人敲門，我向外望去，一個大約我弟弟魁格的年紀、穿著黃T恤和藍短褲的男孩正瞪著我。他問我：「你在做什麼？」我輕聲告訴他，我正準備離開。他堅持：「你不能走！你必須留下來參加我們的生日派對。」 
這個男孩的英語異常流利。我從那幾個小時的速成學習中，約略得知，空堤貧民區的小孩如果會說英語，絕對不是因為他們有上學，而是因為他們多半與說英語的外國人性交易。這個男孩的英語帶著歐洲口音，我停下來看著他，聽他解釋。 
　　他說，他們這些街頭兒童從來不認得父母是誰，更不曉得自己的年齡與生日。儘管如此，他們照樣慶祝，每年大家都會聚在一起，每人掏出辛苦錢，合力辦一場生日派對，而派對的日期，只剩幾天就到了。 
男孩要求我參加他們的派對，我想都沒有，就答應了。但真的會去嗎？我很矛盾。我很想離開這裡，然而，我還是決定再多待一陣子。 
接下來那幾天，我認識了男孩的那群朋友，他們教我說基本的泰語。我看著這些赤腳的男孩替人擦鞋，賺取微薄收入，聽說警察以揍他們為樂，但他們彼此照顧、相互扶持，讓我大感驚奇，我在教科書裡，從來沒看過這種教育。 
 
【勇敢做自己】
　　過了幾天，我去參加派對。結果，還沒走到那裡，我就聽到了笑聲，男孩們一看到我，馬上高興的大喊大叫，因為多了一個朋友來分享花生與西瓜大餐。 
　　這是我這輩子最有意義的時刻之一。參加這麼特別的聚會，讓我變得 謙卑；一群窮到買不起鞋的孩子，讓我有了看待事物的新角度。派對上除了食物，還有歌唱、跳舞、說故事，以及更多笑聲。這裡不像我從前的生日派對，沒有成堆 的禮物，卻有滿滿一屋子的喜悅。圍繞我身邊的孩子們在艱困中慶生，那一刻，我開始懂得快樂的真正意義。 
　　因為這些年輕男孩，我決定留下來。派對結束後，我在空堤住了將近一年，教小學生英文，也在愛滋病房度過許多傷心的日子，看著病患一個接一個死去。不過，每天早上七點，我會去找這群孩子，一起踢足球。 
　　泰國之行改變了我的人生，當初，我帶著青少年的任性想法而去；回程，我找到了勇敢做自己的信心。離開空堤時，我思索著那個引導我走上這趟旅程的問題：「你想留下什麼樣的人生傳承？」如今的我，距離答案愈來愈近了。 
　　回到北美，我並未回去加拿大國會工作。優先順序已經改變，我準備拜師學習，努力認識這個世界，用更有意義的傳承來向我的泰國球友致敬。幾經尋覓，我決定接受哈佛大學的全額獎學金，攻讀國際關係。 
那真是個要命的決定！哈佛的步調快速，功課更是沉重，還好我樂在其中，進哈佛就是為了學習，所以我不在意整天待在圖書館。慢慢的，我解開了許多過去縈繞在腦海的問題，但更多新問題也開始出現。 
　　四年後，我碰到了人生第二個大哉問：「我的下一步是什麼？」 
      為了吸收哈佛大學的學生，世界各大銀行都會定期在高級旅館舉辦所 謂的信息發表會，服務人員為學生端上美味的蝦串與生蠔，銀行家則在台上滔滔不絕，介紹公司的財務績效，為我們描繪多金的的未來。這些人多半是男性，滿口都 是「私募基金」、「財富管理」、「槓桿收購」還有「併購」。 
　　 畢業時，一堆肥缺等著我，最有趣的一個，是去一家老牌製造公司， 擔任愛沙尼亞的工廠經理，「那裡很冷，不過薪水可高呢！」但大部分的工作還是銀行業，大都要我去華爾街當投資銀行家，起薪差不多是我父母親收入的總和。上 任後，我必須幫助企業走向成功、重整管理階層，還要想出裁員的好辦法，讓公司變得「更有生產力」或「更合乎成本效益」。 

【助人的熱情戰勝一切】
　　還好，我不必為了要挑選哪個工作而左右為難，因為我即將去英國牛 津大學念法律。結果，到牛津做羅德學者以後（獲得羅德獎學金的人稱「羅德學者」(Rhodes Scholar)。羅德獎學金是美國大學歷史最長並且也是聲譽最高的獎學金，每年選取優秀大學生去英國牛津大學攻讀。），我才發現，大企業的挖角功力更厲 害。根據某種不成文的規定，當上羅德學者的人，可以隨意挑選任何顧問公司的工作。有些大公司公開宣稱「雇用最多的羅德學者」。其中一家顧問公司起薪就有十 六萬美元，再加上簽約金、生活與搬遷補助等。對我這個只當過國會送水小弟、時薪十二美元的年輕人來說，還真不賴。 
　　但我很清楚，這不是我要的。高薪的確很有吸引力，尤其當時我拮据 過日，已經吃了好幾年的義大利肉醬罐頭時。但是他們的工作實在很無趣，整天坐辦公室？我可不行。當我告訴班上同學，我大概會回到北美，投入兒童慈善工作 時，其他人都嘲笑我。有個傢伙說他願意「施捨」我，未來我如果再到倫敦，他會讓我借住他的房子。 
　　拒絕這種工作和薪水，並非易事。我很擔心自己會不會白白浪費了大 好的學歷，畢竟，當初我就算沒念哈佛與牛津，照樣可以回去主持「解放兒童」組織；再想到我的名校同學只要接下這些肥缺，立刻身價百倍、躍身企業翹楚，我心 裡又沉重了起來。畢業以後該怎麼償還學生貸款、怎麼存錢買車、付頭期款買房子？經濟上的不確定感讓我焦慮不已，但到最後，戰勝一切的，還是我想要助人的那 股熱情。 
　　我選擇了一個每天起床都為了新挑戰而鼓舞振奮的人生。我經常一天 工作十六個小時，但這不是為了我自己。一九九九年，我參與創立了「今日領袖」(Leaders Today)組織，這個組織讓我發揮一己之長，每年幫助全球35萬年輕人接受領導訓練。而在「解放兒童」，我也全力投入，到開發中國家興建學校、對兒童發 表演講、認識精彩人物，且幫助許多深陷不幸的人。與我共事的其他年輕人，生命中充滿了快樂與熱情。 
　　能夠天天做這些工作，讓我變得謙卑。我不像那些在華爾街上班的同學，人手一只五千美元的手錶，但我的百元便宜錶好用得很。我吃不起五星級餐廳，還是常用肉醬罐頭煮義大利麵，但我每天攬鏡自照，都可以看到自己在微笑。助人，讓我更快樂。 
　　就像胞弟魁格，我也經歷了「我到我們」的轉變。 
　　我在那群泰國朋友的生日派對上，首次見到了這種哲學的強大力量。年少的我幡然覺醒，直到今天，我仍認為，我從這些街頭小朋友身上學到的慈悲、關愛與領導，超過任何一位大名鼎鼎教授給我的教誨。 
有時，人生最重要的啟示必須真實的展現在眼前，我們才看得見其中真正的價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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